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出生于1933年8月7日，1965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

她在上世纪80年代出任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1997年度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她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同时担任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共同所长，制度、人口与环境变迁研究中心共同主任。

奥斯特罗姆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提出“多中心治理”理论。奥斯特罗姆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的学生列维特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之后，写了一篇博客，声称自己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奥斯特罗姆的名字。列维特甚至暗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会让经济学界恨得咬牙，因为这就相当于让一位政治学家挤占了经济学家的诺奖名额。

让我们原谅列维特吧，奥斯特罗姆获奖是实至名归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挤占诺贝尔经济学奖名额这件事情不是没发生过，2002年获奖的卡尼曼是心理学家，1998年的阿马蒂亚·森是一位伦理学家，1993年的福格尔是历史学家。更不用提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1986年的布坎南了，他的身份也很难单纯认定为经济学家。另外，但愿列维特不是嫉妒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首次颁奖给女性。

真实世界比想象得要复杂。奥斯特罗姆显然秉承了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伟大传统，对真实世界里的各类自组织模式的广泛考察，使得她具备超越一般经济学家的视野，连接起波兰尼的“社会秩序理论”，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就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她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所建立的“多中心研究网络”已经遍及世界各国，他们建立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国际政治学界、行政学界以及经济学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多中心治理、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民主制行政理论以及“公共池”类资源的自主治理理论，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贡献。

如果说真有什么让人吃惊的话，那就是何以妻子获奖丈夫受冷落。因为其实是夫妻两人合作调查了洛杉矶的水资源协会和尼泊尔的农地灌溉系统，这是一系列后续实地案例研究的起点。

奥斯特罗姆获奖后，有友人要我们学经济的用一句话概括下诺奖得主的贡献，我当时就写道：不同制度如何影响公共选择形成集体行动。实际上，也可以概括成“公共物品或服务如何通过自主治理获得成功”。

所谓“公共物品”，大体是说使用的时候不具备排他性，也就是我用不影响你用，简单的例子是路灯并不会因为照亮了我的路就不照亮你的路。这就容易导致一个问题，既然人人可以用并且几乎不用出什么成本，一旦有人提供了其他人就可以搭便车，那么理论上就没有人愿意首先提供。或者说对于一块“公地绿地”，如果不受约束又无须承担成本，那么理性的牧民都会倾向于多放牧，结果导致绿地变沙地，出现所谓“公地悲剧”。

如何防止公地悲剧呢？之前的说法是要么政府通过设置限制政策加以管制，要么就是将产权划归私人经营。奥斯特罗姆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表明通过私人合作来管理“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是可以成功的。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的探讨，就揭示了上述朴素的道理，也就是说在特定社会里的人，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缔结不同的合约来进行有效自治。

也许有人会说，奥斯特罗姆是不是潜在的为集体主义或者其他形式的集权辩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中重要的一条是“自治之道”。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带给奥斯特罗姆的启发是，需要“执其两端而用中”的“中庸之道”。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之间有无数中间状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自组织的集体行动正在有效运行。

但如何判定这些中庸之道的适用情境，的确构成奥斯特罗姆的一个挑战。比如说以色列可以将消防私有化，在北京就不一定适用；而日本城市保洁街道维修等服务采用政府向私人企业购买的形式，则被各国城市广泛接受。也就是说，公用事业民营化有些可以学习，而有些却不能。

不过，这或许是实践者的任务，只有他们才能体察到制度的细节之处，从而发展出适合自己的治理模式。而对于奥斯特罗姆这样的学者而言，指出在私有化和国有化的两极之间存在其他的可行自治道路，就足够激发更多的学术研究空间了。

（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