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我所以爱好戏剧来，话太长了，大致说有六种原因：
一、吾乡在明朝昆弋腔就很发达。父老相传，从前大的书房（做文章的学生，为大书房）大多数的先生学生都能唱昆弋腔，许多书房到保定府去考的时候，都在车上带着锣鼓琴笛等乐器，住在店里，无事时就唱起来。能唱昆弋者，不只吾高阳，左近多有之，如安新县也很多。后来渐渐衰落，据老辈说，是因为南方反乱，大家心神不安的关系，后慈安太后及同治两次大丧，遏密八音，北京不能唱戏，有两个昆弋班，因为与吾乡昆弋班向有来往，于是便投奔吾乡去演，藉谋生活。盖北京禁止虽严，而乡间则较松，故能随便演唱，县官假装看不见，再暗给差役几个钱，也就没人干涉了，由此一来，吾乡的戏，又发达了百十来年，不但昆弋，因为同时有北京的梆子班也到吾乡去演，所以梆子腔也很发达。吾乡有两句话说，有几个村子，狗叫唤都有高腔味儿，此虽笑谈，然足见能唱的人多了。因自幼有听戏的习惯，我虽不会唱，但狗叫都有高腔味儿，我或者可以比狗好一点罢。
二、因舍下几世都能唱昆弋腔，先曾祖竹溪公（名正训）本就能唱，后中嘉庆年进士，为阮芸台先生（元）之门生，因此多与江浙人往还，故颇知其中之意味。先祖叔才公（锺庆）能唱百余出。先君禊亭公（令辰）乃光绪甲午进士，为翁同龢、潘祖荫诸公之门生，亦常与江浙人谈到昆曲，亦能歌数十曲，与吾乡之昆弋班诸老角无不相熟，且能背诵昆曲很多，如《北西厢》《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差不多都能整部背诵，然而只偶尔唱唱，不但未登过台，且未上过笛子，且未正式研究，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虽不禁止观剧，然亦不提倡，所以我们这一辈就不会了。但因家藏南北曲很多，也不断看看，也能知一二，所以看剧的瘾，永远是很大的。
三、因吾村有武术会，会打拳的人极多，且都是花拳门。花拳极花哨，除几十套拳术外，用枪刀等器的套子也不少，可以说哪一种兵器都用，不像太极行役等门专靠拳术。比方行役门之用兵器者，只有齐眉棍，按高尚说，自以上两门为高，但它不够花哨，所以国剧中只吸收了花拳的武术，如各戏中之打把子，在明朝不是这样子，后来才吸收的。我们小孩们，因平日看惯了打拳及各种兵器，所以看着戏中的武戏，也特别感兴趣，由此就更爱看戏。
四、入了同文馆以后，自己以为便不能常听戏了，一则功课一定忙，没工夫听戏，二则乡间看戏，永远白看，绝对没有花钱的，到北京必须花钱才能听戏，我一个学生，哪有许多闲钱看戏呢？所以理想着就不能常看戏了。事有凑巧，我们同学中，有一位文质川先生，他比我入同文馆早三年，他虽是学生，可是在都察院有个都事的差使，御史等听戏，当然可以要包厢，都事阶级低，只可以要一张棹，然而不用花钱，所以他请我们去听戏，八个人坐一张棹，若买票则须九吊多钱（一吊合大洋一角），他不用花钱，只给赏钱便足，赏钱不过一吊，合一角，最初是他自花钱，后来我们大家凑，每人一百，约合大洋一分，下短若干归他出，最后我们七个人共凑一吊，他白听，可是外面仍归他赏。按这种观客，戏园自然不敢不敷衍，但他不欢迎，可是看座的茶房（上海所谓案目）却极欢迎，因为倘买票，则约合九吊五六百钱，给他十吊票，其余四五百便算是赏他的钱，他也不敢再争，倘不买票则至少要赏他一吊，所以他特别欢迎，因此每逢星期日，也常常去听戏。
五、在光绪庚子年，外国兵进京后，人心稍安，戏界人为谋生活，戏馆子也都开张，我也偶去看戏，最初是我自己买一个包厢，也不过两元钱，能坐十几位。一次德国兵来听戏，因为误会，同戏子吵起来，把戏馆子的人给打了，还不完，幸而我到了，给他们解释才算完事。后来闹过几次这类的事情，都是我给他们解了的。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花旦小旋风演戏，有些个德国兵去看，彼时花旦中以小旋风（忘其真姓名）为最漂亮，这群兵以为他真是女子，演完后都到后台，非看看他不可，不但把小旋风吓坏了，连全戏班的人，都吓跑了许多，小旋风藏在厕所后头不敢动，适我在场，赶紧跑到后台，德国兵说明情由，我亲身把小旋风扶出来，我说你只管卸装，一切都有我保险，让他当着这群兵的面前，卸跷，卸装，卸头，洗脸，换衣服，变成了一个男子，所有的兵都大乐，都跟小旋风握了握手，很谢谢他，欢天喜地而去。有几个兵说，虽是男子也很美的可爱。所以戏园戏班的人，对于我之感谢，那就不用谈了，都说倘我不在场，不晓得闹出什么笑话事故来，甚至把戏园子拆了都不一定。以上这些事情，差不多都出自广和楼。以后我再去看戏，不但不用自己花钱，而且他们常特别派人来请我，他们所以请我者，不只为给他们了事，乃另有别的原因：每天演戏，总短不了外国兵来看，他们当然不会坐在池子条棹，与中国人挤在一处，他们都是上楼坐包厢，他们人虽不多，也坐不久，但包厢中一有他们，则中国人不但不进他们的包厢，连左近的包厢，也没人肯坐，如此则戏园中便减少了许多生意。只若有我在包厢中一坐，所有的兵都跑过来坐在我包厢中，听我给他们解释戏剧，或谈天，我认识他们的人本极多，认识的过来，不认识的也就跟着来了，如此一来，所有包厢大多数都空闲，依然可以外卖。因为这种情形，在光绪二十七年外国兵未撤之前，我几乎是每星期听两回戏，由此更认识了许多戏界中人，以后更是不断的听戏。
六、到了法国，我三次到欧洲，都有点替代家兄的意义。家兄为豆腐公司之经理及厂长，我当然就住在公司，公司在法国乃是一个外国的机构，各戏园子为招徕生意，常常有人送戏票，自然倘该园天天满座，他便不会白送戏票，但生意稍差，则设法赠送，倘我自己须花钱，我当然听不起，不能常去，有这种票，而他人有工作或不愿去，而我是闲人一个，所以常常去看。
请看我自孩童到三十多岁，总有听戏的机会，因此也就当然引逗的对戏剧有了浓厚的兴趣。最初只是爱看戏，并没有研究的性质，那么我为什么才研究戏呢？这话说来也很长。从前自然是很喜欢国剧，但在欧洲各国看的剧也颇多，并且也曾研究过话剧，脑筋有点西洋化，回来再一看国剧，乃大不满意，以为绝不能看，因此常跟旧日的朋友们抬杠，总之以为它诸处不合道理。我于民国二年，曾写过一本书，名曰《说戏》，立论是完全反对国剧的，彼时汪大燮正掌教育部，特别索去，存于部中。其实我在书中所写的改良国剧的话，到如今看来，都是毁坏国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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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敬仪
审校：曹梓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