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54年，沙孟海、沙文汉、沙文威（史永）兄弟及家人在上海合影。前排右二：沙孟海，左二：沙文汉，右一：陈修良；后排中间为沙文威（史永），左一为本文作者

大伯父沙孟海先生离世已经有29年，但他儒雅、谦和、严谨、亲切的形象始终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现今许多人知道大伯父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在古文、考古、金石印学各方面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不一定了解他的品格和人文精神，这是他一切学术成就的灵魂和植根的基础。本文希望通过对点滴事迹的回忆，从更多的角度走进他的生活，深入地认识这位大师的人生。

《百年巨匠——沙孟海》片段

大伯父有四个弟弟，我的父亲沙文汉排行老三，他和我的叔伯们都在浙江鄞县的山区出生，早年生活极其贫困。大伯是长兄，自幼在耕读家庭环境中成长。少年丧父的他深知自己的责任，早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家庭的支柱。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克服种种艰难，使四个弟弟都得以上学。他们受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化的教育，后来全都走上革命道路。可以说如果没有大伯的全力担当和为家庭所作出的奉献，沙氏兄弟的命运将完全改变。沙氏兄弟的一生，是那一代知识青年在百年中国的缩影。在风雨如磐的历史大风浪中，不仅有叔伯父辈们那样为了理想、救国救民、勇于自我牺牲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有像大伯那样治学严谨、始终坚守良知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渗透、互为支撑，构成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
大伯父是一位最珍惜与尊重历史的人，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他精心保留着父亲上世纪20年代学生时期给他的一批信件，这些已近百年的信件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情景。他在家中的地位就如同父亲，四个兄弟的学费、生活费，从冬天棉衣到夏天的蚊帐，无不都要从省吃俭用生活拮据的大兄微薄工资中支出，更不用说母亲和四弟生病的医药费全需要依仗他。兄弟们的苦恼和问题也都会首先找大哥倾吐。老二沙文求是个有崇高理想的革命青年，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弟弟都在大革命浪潮中走上革命道路。大伯那时虽在国民党政府里任文职工作，但他内心始终深信自己的兄弟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为了革新社会和帮助穷人，从而认定他们都是“仁人志士”，努力在一切可能条件下保护他们。1926年，他亲自送二弟文求到广州中山大学求学并投入革命。1928年对全家来说，是重大灾难的一年。我父亲于1926年7月在家乡接替文求的工作，参与鄞奉暴动，1928年初被反动当局追捕后离家逃出，为此连累沙村老家被洗劫，五弟沙文度被当地土豪恶霸抓捕，差一点被扔进施村前面的深潭，后由大伯送钱疏通说情放出来。后来大伯又把文度送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习画。全家被迫背井离乡，大伯父将全家老小安置在上海闸北青云里居住。父亲逃到上海后，由他资助考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日文。这一年四弟文威肺病发展严重，当时这种病常是致命的，急需住院治疗。父亲几次在给大伯的信中写了家中情况：“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时难年荒世业空，吊影分为千里雁！”“老母多病，家财尽破，子女呼号，日见死亡，夜闻哭泣”。但是这一年最严重的打击还是沙文求因参加广州暴动被杀害。当年这位前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的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学生，年仅24岁就牺牲在红花岗，使全家陷入痛苦的深渊。大伯极为悲痛，他自责是自己把文求送到广州的。在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下，大伯情绪十分低落，一度甚至想到自杀。父亲得知后，不断写信给他竭力规劝、鼓励。正是兄弟间的真情和鼓励，使他们相濡以沫，团结一心，艰难地渡过一次又一次人生的险境。文求遗孀的一家，从此也受到大伯和其他众兄弟终生的关怀与帮助。图为沙孟海、沙文求、陈修良在上海戈登路若榴花屋合影，摄于上世纪20年代1932年，我的父亲在党内极“左”路线排斥下不给分配工作，使当时是职业革命家的他，失去一切生活来源，贫病交加，经常一周之中只能吃上几顿饭，几次因饥饿晕倒在上海马路上。大伯了解后，在南京收留他养病，并通过朱庭祜介绍我父亲到安庆教育厅任小职员，解决生计。可是不久，父亲的党员身份被叛徒告密，他只身逃离了安庆。大伯为此受到问责，被他搪塞过去，但大伯并未因此停止对兄弟的援助。1940年秋国共合作期间，四弟文威又在大伯帮助下到重庆国民党军事机关做总务工作。早已加入中共和从事情报工作的他，在这个岗位上获取了蒋介石内部密令：可以杀中共潜伏党员。这一“国共合作”真相对外披露后影响很大。为避免因此暴露身份，四叔也只得“不告而辞”离开重庆逃到上海。当然大伯又因兄弟的牵连再次受到当局的查询，所幸他平时为人忠厚，工作认真，业务工作和为人深得上级认可，因此也并没有过于为难他。文求牺牲后，1943年五弟文度也蒙冤罹难，此时五个兄弟只剩下三人。1945年春，父亲在新四军根据地与在重庆工作的大哥相隔千里，已经有多年没有见面，处于两个世界更不能通信，兄弟之情使他思念不止。父亲曾写下一首诗表达他对大伯的祝愿，但这首诗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大伯见到：

故国十年事，关山万里尘。

征夫渐白发，大地又回春。

吴蜀鱼书断，弟兄鹤梦亲。

无以寄远念，慎护千金身。

解放战争时期，大伯又再次帮助四弟文威进入南京中央研究院做职员。大伯不知道的是：此时文威（史永）是受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我的母亲）直接领导的市委策反部负责人，南京市委属中共中央上海局直接领导，而沙文汉则是上海局领导南京市委的负责人。图为沙孟海和夫人包稚颐，摄于上世纪30年代1946年4月陈修良潜入南京，因秘密工作需要，不能与大伯有联系，直到解放前夕，大伯听四弟说我母亲也在南京，确实为她的安危担忧。1949年早春的一天，因为战争京沪线火车一度不通，而作为秘密市委书记的母亲，此时又紧急需要到上海去汇报工作。基于深知大伯的绝对可靠，她竟然与大伯乘“总统府”的汽车到了上海，完成任务。南京市委还通过大伯的儿子茂世（中央大学秘密党员）送情报到上海。在解放前夕，京沪两地沙氏一家竟有兄弟、子侄、弟媳多人从不同党派、地位和角度直接、间接地为解放中国进行过工作，却也是历史上少见的。解放前夕，大伯父为逃避国民党政府动员知识分子文化人离开大陆到台湾，他先从南京回到宁波家乡，在我父亲支持下，大伯由长子展世陪同秘密回到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我的家中，由我的外婆陈馥掩护，隐蔽居住多日等待上海的解放。我当时是小学生，记得在5月间与大伯一起，到街上看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情景。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曾几次到杭州工作，他重拾早年对书法和诗画的兴趣，在杭州作诗并画梅花。上世纪50年代初，在大伯指点下，他在空余时间练习沈寐叟的书法。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母在杭州工作，与大伯的往来很多，我经常看到他们在讨论书法和文物问题。父亲是省长，分管文化教育工作，在他领导下，省人委文教委主任宋云彬和在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的大伯做了大量的文物保护和收藏工作。1956年宋云彬曾制止浙江龙泉拆塔事件，保护了大批文物；在杭州灵隐寺的修建中，父亲要大伯亲自题写“大雄宝殿”四个大字的匾额。由于字体超大，我亲见大伯父在龙游路的家中客厅地上铺一张比桌子还大得多的纸，用几支大号毛笔捆在一起只写一个字，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1956年秋，宋云彬和大伯得知上海的鉴赏家吴湖帆收藏有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作为省文管会调查组组长的大伯为此多次往返沪杭，经专业鉴定后，宋云彬和大伯等专家都力主由浙江博物馆购买。在多方努力下，还价到8000元成交。当时这是一笔大数字，经父亲主管的省人委批准，在1957年1月收购成功，此画遂成为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半个多世纪以后，浙江的“剩山卷”到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无用师卷”首次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一大盛事。虽然当事的人都已经默默离世，但我们却决不应忘记前人为此付出的有远见而又扎实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后期，父亲埋头历史研究。由于要从中国古代奴隶制研究开始，就必须阅读大量难懂的古书籍与考古资料。在北京的四叔为他购买有关的书籍资料寄到杭州。我的大伯则成为父亲的古代典籍阅读和考古知识的老师。从父亲留下来的大量遗物中，我看到了父亲所作的古籍阅读笔记、描下来的西周、战国鼎文、虎头符图案和大量的古代文章，也看到大伯手迹写的一些解释文字和纸条。1964年父亲逝世，是大伯为他写的墓碑。1982年11月，大伯把父亲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杭州所画的大幅梅花图亲笔题词，又亲自抄录和修订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批诗词作品，以志纪念。我的母亲早在上世纪20年代宁波女师学生时期已经是大伯的学生，向他学习书法和国文。大伯很看好她，曾期待她成为一名女书法家，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道希。在大革命浪潮中年轻而热血沸腾的道希，因积极参加宁波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她告知老师，国难当头自己决定不再做书法家而立志投奔革命了。1925年大伯给她写回信（答陈逸），表达了自己作为长者的规劝和惋惜之情。1926年正是大伯送母亲与文求等一行从上海出发同赴广州，在与大伯离别之前，母亲写过一些书法和条幅送给老师留念，这些作品在大伯日后颠簸的生活中，被仔细保存了近60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把它们裱好，并说是“完璧归赵”再还给我母亲。1992年在宁波和鄞县（今鄞州区）家乡的各级领导支持下，在鄞县东钱湖建立起沙孟海书学院。这年10月大伯逝世，他的墓碑就近置于附近的万柳园。1998年，我父亲的墓从杭州迁到万柳园。以后其他兄弟沙文求、沙文威、沙文度的墓也陆续迁移至此，生前亲密一生的兄弟们又得以与大哥团聚，隔着东钱湖遥望塘溪沙村的老家，静静地为后人诉说着百年沧桑的历史。（本文刊登时略有删节）文章来源 | 鄞响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