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全称《汉司徒袁安碑》，是东汉时期的一块重要碑刻，以其精湛的篆书艺术和丰富的历史信息而著称于世。此碑立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历经千年沧桑，于明代万历年间在河南省偃师县出土，后于1929年被重新发现，并得以保存至今。现藏于河南博物院，成为研究东汉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

 

一、碑刻概况与发现历程

《袁安碑》残高139厘米，宽73厘米，厚21厘米，碑中有穿，碑文为小篆体，共计十行，每行存字不等，但据考证，原碑文应满行十五字，总计139字。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碑石已残，每行末一字及碑额均已损佚，现存碑文略有残缺，但仍能清晰地展现出东汉篆书的独特魅力。
 

《袁安碑》

 

此碑在明代万历年间出土后，曾一度被置于偃师县辛村牛王庙中作为供案使用，因字刻于石面下方，无人知晓其为古碑刻。直至1929年夏，一儿童在庙中纳凉时偶然发现石上刻有文字，这一重大发现才得以公诸于世。村人任继斌随即以拓本流传，使得《袁安碑》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碑文内容与袁安生平

《袁安碑》的碑文详细记载了东汉名臣袁安一生的历官和死葬年月等情况，与《后汉书·袁安传》所载基本相同，但碑文在个别文字上可补传记之缺，为后人研究袁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碑文开篇即点明袁安的官职和籍贯：“司徒公汝南女阳袁安召公，授《易》孟氏〔学〕。”袁安，字邵公，东汉名臣，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他自幼承家学，以孝廉入仕，历任郎中、给事谒者、东海阴平长、东平任城令、楚郡太守、河南尹、太仆、司空、司徒等职。袁安在政坛上以其严明的政风、公平的断狱而著称，名重朝廷。特别是在汉和帝时期，外戚窦氏兄弟专权，袁安不畏权贵，多次直言上书弹劾窦氏不法行为，展现了其高洁的节行。

 

碑文接着记载了袁安的升迁历程：“永平三年二月庚午，以孝廉除郎中。四年十一月庚午，除给事谒者。五年四月乙□，迁东海阴平长。十年二月辛巳，迁东平〔任〕城令。十三年十二月丙辰，拜楚郡〔太〕守。十七年八月庚申，徵拜河南尹。〔建〕初八年六月丙申，拜太仆。元和三年五月丙子，拜司空。四年六月己卯，拜司徒。”袁安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的才华和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一步步升迁至司徒这一要职。

 

然而，碑文并未止步于袁安的仕途辉煌，还记录了他晚年的荣誉和逝世：“孝和皇帝，加元服，诏公为宾。永元四年三月癸丑薨。闰月庚午葬。”袁安在孝和皇帝加元服时，被诏为宾客，享受了极高的荣誉。然而，人生无常，袁安于永元四年三月癸丑日逝世，享年不详。他的逝世对于朝廷和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三、书法艺术特色与影响

《袁安碑》不仅以其丰富的历史信息而著称，更以其精湛的篆书艺术而备受赞誉。碑刻文字刻工精良，字体结构宽博，线条柔中寓刚，如同手书一般，为汉代碑刻珍品之一。其书法结体微方，运笔圆匀，所存之字笔画皆极清晰，为学篆者取法善本。

 

《袁安碑》的篆书风格独特，既继承了秦小篆的精髓，又发展了新的风貌。其笔画较《泰山刻石》为细瘦，但骨力劲拔而有弹性，运笔圆匀流畅，展现出东汉篆书的独特魅力。此外，《袁安碑》与1923年河南洛阳出土的《袁敞（袁安第三子）碑》如出一人之手，两碑篆书风格相近，共同构成了东汉篆书的瑰宝。

 

《袁安碑》的出土和重新发现，不仅为后人提供了研究东汉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料，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推动了东汉篆书艺术的研究和发展，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欣赏东汉篆书的独特魅力。同时，《袁安碑》也成为了书法爱好者学习和临摹的典范之作，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四、袁安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袁安作为东汉时期的名臣和政治家，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他以其严明的政风、公平的断狱而著称于世，为东汉朝廷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袁安不畏权贵、守正不移的品格也赢得了后人的敬仰和赞誉。

 

袁安的后代多任官僚，使得汝南袁氏成为东汉有名的世家大族。这一家族的辉煌历史不仅与袁安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更与袁安在政治上的卓越成就和崇高威望密不可分。袁安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奋斗精神，他的事迹和品格成为了后世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袁安碑》作为东汉时期的一块重要碑刻，以其精湛的篆书艺术和丰富的历史信息而著称于世。它不仅记录了袁安一生的历官和死葬年月等情况，更展现了东汉篆书的独特魅力和书法艺术的高超水平。同时，袁安作为东汉时期的名臣和政治家，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奋斗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和典范。

 

通过《袁安碑》的研究和欣赏，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东汉时期的历史、文化和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到袁安那种不畏权贵、守正不移的品格和奋斗精神，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动力。在未来的岁月里，《袁安碑》将继续闪耀着其独特的光芒，为后人提供着宝贵的历史和文化财富。